1961年，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在宿舍里进行大扫除。冯文冈/摄

1975年，崇文区前门街道第一居委会组织居民参加爱国卫生运动，清洁环境。刘加瑞/摄

1958年，东四区居民在污水池边砸蛹“除四害”。冯文冈/摄

　　2018年，万寿路街道开展“城市清洁日”活动，驻区单位职工和社区居民齐动手，扮靓社区。饶强/摄

　　4月的北京正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。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，那时候，全民参与城市大扫除，清除累积多年的垃圾，捕鼠雀灭蚊蝇“除四害”，北京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，市民的卫生观念也不断提升。如今，爱国卫生运动已成为北京市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控制传染病流行的有效手段。

　　故宫清除14万吨垃圾

　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美军发动了细菌战。1952年，毛泽东主席发出“动员起来，讲究卫生，减少疾病，提高健康水平，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”号召，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在神州大地开启。当时，北京城开展了大扫除，清除了多年积累的大量垃圾，修整了多条脏水沟，城市卫生条件明显改善。

　　据本报1952年10月1日3版《全市人民举行清洁大扫除》记载，那会儿全市进行了一次卫生大扫除，宣武区第八派出所管界90%以上的居民都参加了。第二和第九派出所分别组织了几千人，把街道扫得非常干净，并将坑洼的地方填垫得很平。各区居民的屋里、院内以及街巷都很整洁。东四区郎家胡同19号不但室内外没有蚊蝇，养着鸡都不见地上有鸡粪。

　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，故宫不但改善了环境卫生，而且令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，游览区域也扩大了。据本报1952年11月21日2版《清除积存的垃圾十四万吨》报道，故宫许多殿宇、房屋的夹道中都堆存着垃圾，下雨后，雨水排不出去，泡坏了墙壁，奉光殿和北五所的墙，就是这样被浸蚀的。而慈宁花园外围垃圾堆成了山，一直没办法开放。故宫的这些垃圾都是自明末以来积存下来的，约有14万多吨重。如果把这批积存了三四百年的垃圾垒起来，可以筑成一道三尺高、三尺宽的土堤，能有282里长，可以从北京一直垒到天津。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后，人民政府拨了大批经费，开始运除，到1952年11月，这批垃圾已被清除了三分之二。后来，垃圾被全部清除。

　　爱国卫生运动令北京清洁整齐、面貌一新。1952年底，卫生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，用许多照片和巨大的立体模型对爱国卫生运动成果进行了对比展示。比如，陶然亭地区以前是乱坟岗和臭苇塘，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后，苇塘经过疏通掏挖已经变成清洁的湖泊，周围还修建了大型的下水道。（1952年12月27日《北京日报》4版，《鼓舞人心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》）

　　由于成效显著，从那年起，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特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下来。

　　全民参与“除四害”

　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于老鼠、麻雀、苍蝇和蚊子会传染危险的疾病，还严重糟蹋粮食，人们形象地称其为“四害”。那时候，“除四害”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，曾被写入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修正草案）》。

　　捕鼠热潮最先掀起。各工厂、企业、机关单位开展捕鼠竞赛，胡同居民成立了捕鼠队，中小学生也加入到捕鼠行列中。人们自制了很多捕鼠工具，通过不同途径交流捕鼠经验。市民谢振福是位捕鼠模范。在1952年9月中旬以前，他共捕到162只老鼠。后来，全市发起“捕鼠运动月”活动，要求“人人捕鼠、户户无鼠”，他又动脑筋、想办法，改进捕鼠工具，到当年10月中旬，他的捕鼠数量已达到224只。（1952年10月16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谢振福创造捕鼠工具效果很好》）

　　捕灭蚊蝇在夏秋季节进行，旨在消灭蚊蝇孳生条件。1953年7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号召，希望市民养成扑灭蚊蝇的习惯，看见蚊蝇即打，孳生蚊蝇的积水、垃圾也要随时清除，为的是防止流行性乙型脑炎和肠胃传染病。（1953年7月1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开展夏秋爱国卫生运动》）

　　当时把麻雀定义为“害鸟”，主要是因为麻雀“与人争粮”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每只麻雀吃的和糟蹋的粮食，在秋收季节每天能达到4两，就是说，4只麻雀要消耗掉一个人一天的口粮。为了保护粮食、减少损失，市民响应号召，想了很多捉麻雀的办法，如用马尾套、铁丝夹、铁丝笼捉等。（1955年12月20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四只麻雀消耗一个人的口粮》）后来，科学家们提出麻雀也有益处，麻雀因此得到“平反”，“四害”中的麻雀被臭虫取代。

　　在那个年代，“除四害”令北京城的卫生状况大为改观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。

　　“卫生之家”树新风
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以“除害灭病为中心”的爱国卫生运动增加了新内容——评选“卫生之家”。

　　据本报1978年5月27日3版《积极开展争做“卫生之家”活动》报道，较早启动这项活动的是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庆丰居委会。1977年下半年，该居委会根据“四无两不养”（即室内无蚊、无蝇，水中无孑孓，厕所无蛆，不养家禽和家畜）、“五洁两整齐”（即室内、院内、食具、厕所、门前清洁，室内家具衣物摆放整齐、院内煤柴杂物堆放整齐）的标准，按照优、良、中、差四级，把居民户划分为卫生之家、清洁户、一般户和不洁户四种。对评选出来的“卫生之家”，居委会发奖状，出光荣榜，还给“卫生之家”户主所在单位发表扬信。

　　锣鼓一敲，光荣榜一挂，“卫生之家”和“清洁户”的奖状、红旗在门上一贴，大人小孩都受到了震动。一些过去卫生较差的后进户再也坐不住，挽起袖子打扫卫生。二龙路街道有位66岁的老人，无儿无女，自己住一间小房，锅瓢盆碗摆得满屋都是，玻璃上也挂了厚厚一层油泥。“卫生之家”评比开展后，她处理了不少多年积存的废品，玻璃擦得干净透亮，最终当上了“清洁户”。（1978年5月27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，《人人爱清洁 家家讲卫生》）

　　评选“卫生之家”活动调动了居民搞好卫生的积极性，对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、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，也树立了以讲卫生为光荣、不讲卫生为耻辱的社会新风尚。此后，“卫生之家”评比活动逐渐推广、延伸，北京涌现出许多“卫生先进院”“卫生先进街巷”“文明卫生单位”……

　　每月一次“城市清洁日”

　　1989年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》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。爱国卫生运动逐步走向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。

　　为了提高全体市民首都意识和城市环境意识，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，1995年，本市还设立了“城市清洁日”，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末，引导市民走出家门，擦护栏、清垃圾，参加卫生大扫除。

　　据本报1995年2月26日2版《代表倡议代表力行》记载，设立“城市清洁日”的建议是十几位人大代表提出来的。他们认为，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的一个好传统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民就有上街搞环境卫生的好习惯，这个好习惯应该恢复。而且，要保持首都的街道清洁，必须使这样的活动经常化。

　　“城市清洁日”活动开展后，月月坚持，形成了制度。每月最后一个周末，全市少则三四十万人，多则七八十万人参加，仅1995年一年，城八区累计就有570万人次参加了清洁日劳动。（1995年12月30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京城40万人参加清洁日劳动》）

　　后来，“城市清洁日”活动不断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要求注入新内容，包括“整治白色污染”“黄土不露天”“宣传文明吐痰”“社区大扫除”等多项主题活动。社会各界积极参与，改善了城市环境面貌，提高了市民的文明素质。

　　新世纪作用更广泛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爱国卫生运动更加关注人的健康，并逐渐与传染病防治有机结合起来，成为减少疾病流行的有效手段。

　　2003年，为抗击非典病源传播，本市开展了群众性打扫卫生活动。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社区进行了内部卫生清理，公共场所、公共交通运输车辆加强了环境整治和清洁消毒。（2003年4月2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“五一”前全市开展群众性清洁卫生活动》）

　　2008年，全市召开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会议，要求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，清理病媒生物的孳生环境，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及时控制此类季节性常见疾病传播。（2008年5月10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，《本市召开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会议》）

　　2016年，北京确诊3例输入性黄热病病例，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，全市也加强了爱国卫生运动等防控措施，降低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。（2016年3月20日《北京日报》3版，《本市新增两例输入性黄热病病例》）

　　如今，爱国卫生运动不只是一项传统，也成为北京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保障市民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（文字：贾晓燕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