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两年，伴随着上涨，房租也在不断上涨，造成大量的外来人口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但又因为大城市的吸引力，很多人并不愿回到家乡。

　　许多低收入人口居住在了城市的郊区，居住的空间也越来越小。而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，安全问题愈发严峻，前不久在北京大兴区出现的火灾就是这样的悲剧之一。

　　之前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居住在破旧的老房屋内，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是违规建筑；但火灾发生后，大量的违规建筑要被拆除，政府也希望这些低收入人群可以离开选择回家，令人唏嘘。

　　小巴不禁地想到了香港，就在前段时间，香港刚刚卖出了1平米120万的“天价房”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香港低收入人群生活在狭小黑暗的“棺材房”。

　　不到5平米的空间，要进行全部的生活，隔断的两边甚至可以相互对话。想要逃离，却又有深深的无力感。

　　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，未来城市的居住难度还会越来越大，小巴也在担心，中国的大城市是否会成为“下一个香港”？

　　关于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构建，政府究竟要做出什么样的规划？政府的公租房能否解决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呢？政府的住房保障体系又该如何构建？为此，小巴采访了几位大头，来听听他们的观点。

　　已经供应的保障房里面

　　外地户籍占比应该都不到1%

　　城市中本地户籍对公租房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，北京市又顾忌外地户籍的需求，所以公租房的数量目前看来依旧很少。

　　除了一些比较远的郊区县个别保障房里的公租房项目，像亦庄会针对一些企业有固定的外地户籍人口，其他的绝大部分还是以本地户籍为主，这个量目前还是很少的，申请的人也很少。另外一个，实际在已经供应的保障房里面，外地户籍占比应该都不到1%。

　　公租房未来供应会增加，但是实际上的总量还是比较少，更多还会解决本地居民的需求。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工作条件的变化，他不可能提前一年两年来申请。

　　所以公租房制度现在不是没有，只是不是一个发展方向了。现在主要还是推出一些租赁的，从量上看确实也在增加，但什么时候能够还不好说。

　　至于一些低收入人群，可能差距还是有些大。

　　因为从北京来看，比如说单间租金在1000到1500之间的，其实量很少，包括企业运作的一些公寓型的单间价格都在2500到3000了。这里确实是有政府的缺失在，多年来没有重视这一部分的住房问题，现在要补缺的话，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的。

　　公租房是保障性住房中

　　解决最低收入人群居住的主要方式

　　公租房保障的对象是城市中收入最低的人群，公租房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。而公租房的数量，政府当然也要根据这一人群的数量，适当做出安排。

　　对于这部分低收入人群，政府也应该适当做出引导，保证城市资源分布的均衡。但现在的主要问题，是一线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压力比较大，而并非所有城市。如果在未来，经济和社会能较为均衡的发展，人口不过度流入到一线和特大城市，这个问题的压力就会小很多。

　　所谓可进可退，就是过几年你有钱了，可以把另外一部分产权买下来，如果没有钱，也可以把自己的这部分产权退出。据我所知，现在的住房保障主要是这两种形式。

　　住房问题的解决

　　形成全覆盖供应的体制和格局才是关键

　　住房问题应该是多渠道、全方位来增加供给。公租房只是保障住房里面租赁的环节，但其实关于住房问题还是可以加上产权性的保障房，再加上市场上的租赁房，形成一种全覆盖供应的体制和格局，不能够只是依赖公租房。

　　现在关于公租房的问题，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太愿意建公租房，因为建造公租房不仅需要钱，还需要土地，但又无法增加收入。所以在公租房的选址上、建造的品质上等等，各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，甚至像广州都曾经有超过几千套公租房租不出去，后来只能向一些单位去配租公租房，再由他们租给员工。

　　北京之前有尝试过限价房，现在则提出了共有产权房，这属于产权性的保障房。但我认为，在保障体系里也是要租售并举，不能够用单一的公租房或者单一共有产权的这种形式，应该是可租可售的租售并举。

　　另外就是政府可以在整体的住房供应比例方面，做适当的规划和设计。比如在新加坡85%是组屋，用产权性的住房解决住房问题，而且还很便宜，大概只要二、三十万新加坡币就可以解决四房到五房的住房问题，相当于100到150万这样的水平，剩下的15%则是市场化的。

　　而在香港呢，50%左右是保障性质的，其中30%是公屋，只租不售，20%是居屋，只售不租；另外的50%则是市场化解决。

　　我们国家也应该研究一下我们的比例是多少合适，我个人建议至少要制定三七开，三成应该是保障体系，用租售并举来实现，另外还剩七成则是市场化的房屋。